总之，对自治州地方性法规制定权采取逐步放开的策略显得过于保守。

出生于高卢南部，担任过图拉真时代的裁判官（106年），两次担任过备位执政官，是阿德里亚努斯皇帝的元首顾问委员会成员。[69]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二版），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85。

[67]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④遗漏儿子对遗嘱效力的影响。[10]又如，谢沃拉认为狮子合伙无效，而塞尔维尤斯则认为有效，因为某些人的劳务对合伙常常非常珍贵，甚至承认他们在合伙中处于更好的条件是公正的。2.马苏流斯?萨宾（Massurius Sabinus）。关系到拋弃物的行为生效的时间点问题。

相反，普罗库鲁斯派运用了类比的地方，认为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与自权必要继承人类似，所以，既然前两者可以拟诉弃权的方式转让遗产，那么后者也可以。[85]那么，什么是记物于人的文书合同和记人于人的文书合同？前者是一个家父已根据合意契约类型的交易成为债权人，他与自己的债务人达成协议，把后者欠他的金额记在收入账户上，如同该款已入账。原本形式法治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设置了法律规则与程序，从而保障市场的自由和保护资本的权力。

[11]其实形式法律是有内容的，这种内容就是对某种实质的形式化反映。我国现在的司法政策制定者，多数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上的大学，那时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学习的就是唯物辩证法，以后尽管有很多的培训，接受的也基本是辩证法的熏陶。[18][美]阿德里安·沃缪勒：《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梁迎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法律发现是法律运用应该首先使用的方法。

从这个角度看，是方法把规则和具体的情境因素结合起来，使人们有了灵活适用法律的能力，使法律能够更融洽于社会关系。在笔者看来，我国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那么法律解释规则应该围绕着法律解释原则展开，而不宜加入太多的政策性因素，特别是在政策中附加上太多的政治要求，就会模糊法治的原本意义。

近些年来，实质法治的呼声有所抬头，他们主张决定方法位序的是法律价值和法律的本质，正义才是法治的根本目标。在尊重法律发现位序的前提下，方可确定比较符合法治的解释规则位序。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定义翻译成中文多是这样表述的：已经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而大家所遵守的是良好的法律。西方法学批判过度使用形式逻辑所导致的机械司法是有问题意识的，而我们还没有经历严格法治阶段，存在的问题是在思维过程中对逻辑规则的运用不足。

每个人都应该在法律的庇护下，获取最大的合法利益。在这种整体辩证的理论支配下，包含意识形态内容的经验始终左右着法律人的思维，以至于我们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始终难以进入对思维规则的运用研究。对此，法学家们开发出一系列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不是对事物的认识论范畴，而是对法律如何运用的开放性方法论。

理由就是法律的篱笆太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它不像法律规则那样必须遵守，但对法律人的思维活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传统文化、案件情景、人情关系、价值取向都在影响着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运用。第四，各种解释方法具体适用的功能方面是不同的。

另一种是遵循法意在法外的思路，从与法律规定联系的其他因素中探寻法律的意义，包括价值衡量、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等。辩证地看待法律，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可接受性或者说欺骗性。实践已经证明，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没有形式法治的保障，许多基于实质考虑的权力、权利、正义、自由、民主等都变成了虚幻。（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区分出现相互矛盾的思维规则 学界关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区分研究，一方面使人们更加清晰了法治的内涵，但同时也给法治思维带来了混乱。因而需要进入细化阶段的研究——把复杂的解释理论转化为简约的解释规则。卢埃林说：我厌恶和憎恨依赖像布麻袋或者其他诸如稻草人服装那样的问题情景类型下的法律规则，我也讨厌和憎恶诸如笨头笨脑地摸索该规则的做法，以及讨厌和憎恶诸如把规则的理由和目标笼罩在揣测之中的做法。

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核心价值观、信仰、道德等，但主要靠尊重规则的形式法治。在这种情况下，仅靠法律解释的原则难以保障司法、执法各个环节都能实现法治。

法律解释规则的研究是对细腻法治实现方法论的研究。但是，西方的实质法治理论并不符合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因为实质法治的理论很可能会在理论上配合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想。

另外，对有些官员来说，为什么主张灵活地对待法律呢？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看清楚规范论无法支援政治支配之法理需求。法律对人行为的约束，必须通过思想。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行法律是中国面临大动乱的根本原因。从当今法治建设的需要看，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并没有过时，十八大以后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更精致表述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一般认为，形式法治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相适应，强调严格运用法律的方法，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倡导个人权利，保障公民自由，用法治方法改造社会。很多人认为对于法律意义的理解需要更宽广的视野。

人类社会的早期不是没有纷争，而对于纷争除了靠实力解决外，似乎没有好的办法。这就出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奇特现象：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法治，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另一方面大讲法治建设的政治、特色、国情。

目前，西方的法律方法论还没有走出这一阶段。在对法律定位或定性时，人们把概括性、抽象性、规范性的制度性法律称为形式法律，对形式法律的遵守称为形式法治。

徐祥民教授说，这是一个有翻译错误的概念，笔者虽然认同徐教授的看法，但却不敢妄加评说。这当然不是说法治研究不需要辩证思维，而是说辩证法在法律的实施问题上难以成为解决法律问题的具体方法。

人们发现经济体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主权国家间的事情，没有政府的卷入，制度化和法律化就无从谈起。一方面要以现代法治作为建构的目标，另一方面又要求现代法治迁就本土的政治、文化、心理以及惯常的思维决策模式。[34]虽然法律解释方法有位序排列，但只能做到优位选择的定位，并没有为每一种法律规则和方法排出精准的位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国到目前为止的带有政治性倾向的主导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传统中国思维有许多契合，形成了至少持续60年的新传统。

解释方法具有创造性，而解释的规则要求遵守以往的经验。在法律解释方法上，文义解释还没有搞清楚，政治上的目的解释已经占领司法意识形态。

为了证成这一判断，梳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相匹配的具体法律方法很有必要。【摘要】法律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法律解释规则，即各种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

形成秩序、解决纷争就需要一般的标准和规范。法律人应该在法律发现位序的基础上确定法律解释规则的位序。